美学，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而颇受欢迎的学科，特别是在当代，美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它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实，关怀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着力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学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初，学术界展开了以批判旧美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美学为课题的学术讨论。1978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逐渐被很多人接受，并开始出现中国美学史方面的著作。美育的研究和实施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历来相当薄弱，从 1980 年以来，陆续有专著、论文和资料选编出版。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先秦两汉部分）已于 1984 年出版，该著作提出了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任务、特征、分期等等问题，以及以儒、道、骚、禅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四大主干等等观点，是第一部有关中国美学史的系统著作。 

采访现场照片

问：您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受李达校长之邀到武大工作，现在算起来整整六十年了，您几乎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美学、哲学、书画，成就斐然，硕果累累，那么请问您眼中的美学是什么样子的呢？ 

答：我到武汉大学，和李达同志有密切关系。当时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一些老专家学者主动提出要带研究生。但当时还没有建立研究生招考制度，以什么人做研究生是由专家学者自己选择决定的。所以李达同志就到北大哲学系去找研究生，并找到了我。我感到很高兴和光荣，因为李达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中国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哲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到了武大以后我还是丢不开美学，想继续研究美学，所以我就把我的意思间接地告诉了李达同志。他不但没有责怪我，还说“反正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以后也要开设美学课，你干脆再回到北大继续进修美学”，并用他的名义，由他的秘书陶德麟同志给北大党委书记江隆荃同志和著名美学家蔡仪写了介绍信。所以我在武大只待了二十几天，又回北大去了，一直进修到 1958 年才回到武大。 我的家乡安顺是在 1950 年下半年解放的，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我很快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学生会副主席，又下乡参加清匪反霸运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信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拥护共产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的美学观点就是根据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研究，认为马克思美学的根本看法就是主张美是人在实践中（首先是生产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是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取得的历史成果。这个观点很重要，其实你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你们创造的产物，创造得好就有意义有价值，就会对国家产生贡献。

问：您认为美学对于我们民族和国家，对于我们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答：美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化，他的文化程度是不是高，这从审美能力中可以观察出来的。我仍要通过美学来推动文学艺术精品的创造，包含出版一些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作品，并使广大老百姓的欣赏能力不断提高，文化生活不断丰富，这就是美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此外，真、善、美历来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观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三者的统一。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了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所理解的真、善、美的统一。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就是 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

问：您虽然已经是八十三岁的高龄了，但是直到现在您依然是老当益壮、笔耕不辍，没有停止过著书和思考，请问您的动力来自哪里？ 

答：这个动力，来自我对伟大的中国的热爱，来自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必须履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履行的任务，永远跟党走，同中央保持一致，做一个贯彻马克思主义，捍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自己从事的专业范围内尽可能有所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此外，我通过对党的历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即使党在某些情况下犯了错误，这错误终也会由党自己纠正过来。所以，即使在“文革”中我也没有悲观消沉。当时哲学系下放襄阳劳动，我被派到襄阳农场和两位农民工一起放鸭子。我和他们的关系很融洽，而且我觉得放鸭子对我来说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鸭子在河中吃食时，我可以坐在岸上看书，还可以画速写。所以我带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外加一本速写簿。在整个放鸭子的过程中，我仔细读完了我带上的两部书，继续进行有关哲学、美学的思考。正因为我在“文革”中没有放弃对哲学、美学和思考（不限于放鸭子时期）， 所以在“文革”过去后的 80 年代，我很快进入了写作著书的高峰期。至于在速写方面，我画了鸭子的各种各样的形态，放鸭子时看到的襄阳农村风景。有一次还给和我一起放鸭子的一位年轻农民工画了一张像。我问他“像不像”，他说“很像”。这个速写本是我在“文革”时期一件宝贵的纪念品，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刘纲纪先生对采访稿进行修改

问：谢谢刘老师！我们的一些同龄人往往热衷于去学经济、法律这样的热门学科，在我们文史哲专业，也有很多同学因为家境的原因而放弃学术，走向了工作。那么在 60年前，在物质条件还远不如现在的情况下，您和您的很多同学，是怎样走上学术的道路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这一代人走向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因为当时国家对人文科学、哲学的研究有相当强烈的需要，而当时搞人文科学的人又不多。国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所以像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说李泽厚，基本就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了。中国那个时候，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人文科学。现在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大学都有文科，文科相当多，学生也不少，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才也比较多。所以就青年一代人来说呢，如果你喜欢人文科学，那就可以搞。

注：原文首发于2016年10月，故文中涉及的时间与现在略有出入。有删减。

参与学者访谈者：姜修翔，熊念慧，周若涵，刘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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